1975年，北京中南海，陈永贵面对国务院副总理这一任命，第一反应不是兴奋，而是推辞。他找到周恩来，直截了当地说：“总理，我文化水平有限，恐怕干不好。”这句话，既是谦逊，也是一个农民对新岗位的真实顾虑。 陈永贵出身贫寒。1914年，他出生在山西昔阳，幼年饱尝饥寒，做过放羊娃，也当过长工。这样的经历，使他很早就明白，农民最看重的不是空话，而是地里能不能长出庄稼，家中能不能有粮食。 新中国成立后，大寨组织互助生产，陈永贵逐渐显露出组织和带动群众的能力。他常说，干部不能只站在地头指挥，自己也要下地干活。后来，他把这句话概括成“参加生产，领导生产”。 1963年，大寨遭遇洪水、风灾、冰雹和霜冻，生产条件十分恶劣。陈永贵带着乡亲们修梯田、治水土、补种抢收。大寨没有向国家伸手要救济，反而完成了粮食生产任务，并上缴商品粮。这件事的意义，不只在于粮食数字，更在于一个普通山村表现出的组织能力和精神面貌。 大寨的经验传开后，陈永贵被推到更大的舞台。1964年3月，毛泽东在邯郸听取山西方面汇报时，专门询问：“陈永贵是哪几个字？”得知他四十多岁才开始识字、后来能够读报，毛泽东又问起他的工作方法。 陶鲁笳汇报说，陈永贵坚持干部必须参加生产。毛泽东听后表示，打仗不能纸上谈兵，领导农业也不能离开土地。这个评价，实际上点出了陈永贵能够受到重视的原因：他不是只会讲经验，而是长期在生产一线摸爬滚打。 1964年12月，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设宴招待劳动模范。陈永贵被安排坐在毛泽东身边。席间，毛泽东称赞他是“农业专家”，陈永贵连忙摆手说：“主席，您过誉了。”毛泽东随后提醒劳模，取得成绩不能骄傲，要“夹着尾巴做人”。 这句话，陈永贵记了很久。无论后来职务怎样变化，他仍保留着农民装束，常到大寨和乡亲们一起吃饭、劳动、谈心。有人觉得这身打扮太普通，他却认为，衣服可以换，不能换掉的是和群众之间的联系。 从大寨党支部书记到地方领导干部，陈永贵的职务不断提升。可是，他始终没有把自己当成脱离土地的“官”。这也是毛泽东看重他的地方。毛泽东曾说，陈永贵当了大官，穿戴还像农民。 接到副总理任命时，陈永贵的顾虑再次显现。他担心自己文化程度不高，难以处理复杂政务。周恩来没有简单安慰，而是提醒他，党员必须服从组织安排，副总理不仅是荣誉，更意味着责任，要把农业工作抓起来。 真正让这次任命留下特殊印记的，是陈永贵随后提交的一份报告。按照惯例，担任中央职务后，生活和工作条件都要相应调整，可陈永贵提出了几项请求：不搬离大寨生活方式，不穿军装，不领取副总理工资，并提出“三三制”，即三分之一时间在中央工作，三分之一时间到各地调查，三分之一时间回大寨。 这份要求，在当时并不寻常。它不是拒绝组织安排，而是担心自己一旦彻底离开土地，就会失去对农业实际情况的判断。报告送到毛泽东手中后，毛泽东批示同意。一次政治局会议上，毛泽东还专门肯定“三三制”安排，认为这种做法有利于干部了解基层。 陈永贵担任副总理期间，也没有把家属带到北京享受特殊待遇。有人曾打算为他的家人办理转户和安置，他得知后十分恼火，明确表示不同意。妻子和孩子仍留在大寨生活，直到他晚年病重，才到北京照料。 1980年9月，陈永贵在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辞去副总理职务，转任北京东郊农场顾问。离开领导岗位后，他依旧保持朴素作风，买米买菜很少麻烦别人，外出也尽量不使用专车。 1986年3月25日，陈永贵因癌症在北京病逝，终年72岁。临终前，他对家人说，自己没有给毛主席丢脸。4月4日，骨灰被送回大寨，撒在他曾经劳动、开荒和带领乡亲们改造过的土地上。那片土地，见证了一个农民走进国家领导层，也见证了他始终不愿割断的乡土联系。 特别